一碗重庆豌杂面其实很简单。
面条要筋道，豌豆要软，杂酱要香，热油浇下去的一瞬间，香气会扑出来。很多人吃的时候不会注意这些细节，但只要味道对了，他们会不自觉地吃得很干净。
2025年，米悦在北京东五环外开了一家专门卖重庆豌杂面的小店。
米悦今年四十出头，在体制内工作过多年，最近几年是全职妈妈。当她准备重回社会时，身边人不少建议她回体制内找一份稳定工作，但米悦决定做一件从没做过的事：开一家餐馆。
在北京地图上，五环路像是一圈厚厚的年轮，记录着这座城市的进取心与扩张速度。米悦的面馆就静悄悄趴在这圈年轮的边缘，一个被玻璃和不锈钢包裹的现代商场的二楼。
六个月后，这家店关了。
它的消亡无声无息，就像商场里反复播放的背景音乐，在某个傍晚戛然而止。推门而入的清洁工，甚至记不起这里曾有过的腾腾热气。
在任何一座超级城市的进度条上，六个月都短促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但对置身其中的人来说，半年光景，足以让一个白手起家的梦想，在各种账单夹击下，迅速从萌芽到枯萎。
回头看，那半年像是一段被按下快进键的人生：五位忙碌的店员、每天被端上桌面的几十碗重庆碗杂面、来来往往的顾客、逐渐冷清的商场，还有米悦不断调整的市场判断和起起伏伏的情绪。
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宏大叙事，它们也往往附着在更具体而微的物什上：一碗面、一间铺子、一段时光。
过去半年，米悦每天都在琢磨一件事：一家餐馆，到底是靠什么活下来的？
是味道、位置，还是这个城市当时的空气？
以下是米悦的口述，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经过雪豹财经社的编辑：
轨道
我以前从来没做过生意。很多年里，我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工资。
我不是那种典型的创业者，四十岁之前的人生中规中矩：在北京读大学，毕业后在几家体制内单位工作，结婚生子，生活稳定，节奏清晰。年轻时我是文艺青年，到现在看起来都还有几分清高。
但我心里清楚，我一直对商业有很浓厚的兴趣。我喜欢读商业史、企业史：行业兴衰、公司成败、商业人物传记，我都很感兴趣。
后来因为家庭原因，我离开岗位做了几年全职妈妈。2025年，我想重新开始工作，突然发现，原来那条路已经没有那么容易回去了。过去那些还算体面的岗位好像都消失了，或者说已经不再属于我。
创业这件事，对我来说，既是主动选择，也是被环境推着走。
但我绝不是一时冲动。
在我的人生规划里，全职妈妈只是阶段性安排，我从来没想过要一直停在那里。不管是做回“牛马”还是创业，我都在心里琢磨过很多次。
家人明确反对我创业。他们不理解，人到中年，有枝可栖就该知足，为什么非要折腾？朋友们倒是大多支持我的决定，但一听说我要做餐饮，几乎每个人都会补一句：现在餐饮不好做。
但我心里憋着一股劲儿。
其实他们的话我都听进去了。我挺愿意讨论具体问题，比如成本、选址、管理，只要是有经验、有逻辑的建议，我都会认真考虑。但是纯粹情绪性的反对，我一般就不回应了。
在我心里，这不是一次赌博，而是一次实验。
面馆
为什么要卖豌杂面？
原因很简单，这是我老家的味道。我生在重庆、长在重庆，豌杂面我从小吃到大，特别熟悉。面条筋不筋道、油温对不对、臊子香不香，我一吃就知道。闭着眼我也能尝出豆瓣酱的火候和豌豆的软糯程度。
做熟悉的东西，至少学习成本低，也不容易被人忽悠。
这个选择也不是完全因为个人情怀。
北京是一个外地人口很多的城市，大家对川味的接受度都很高，再加上重庆这些年一直是网红城市，重庆小面这个品类早就被市场接受了。更何况，和火锅比起来，小面的运营门槛要低很多。
为了选址，我做了很多功课。一开始看的是北京排名比较靠前的商圈，还研究了商圈定位、人群结构、周边竞品，理论上都说得通。
但真正接触以后我才发现，一个没有品牌背书的小面馆，很难进入那些头部商场，很多物业甚至连谈都不太愿意谈。这是我第一次直观感受到“品牌”的门槛。
最后，我把店开在了东五环外的一家商场里，不到100平方米，周围有成熟社区，周末人流还可以，房租也在承受范围内——月租2.6万元，前期装修和设备大概花了30万元。
团队规模不大：一个店长，一个厨师，三个前后通岗的员工。厨师月薪一万块，店长七千，其他员工五千。店长和厨师以前在同一家餐饮店工作，那家店在疫情时关了。
开业第一天，我们的营业额就冲到了三千块。
后来的业绩起起伏伏，最差的时候不到1000块，最好的一天超过了5000块，周末通常比工作日好一点。谈不上特别爆，但我还挺喜欢这种每天有钱进账的感觉，好像生活又回到了掌控中。
我一般会在店里待半天，观察员工操作、顾客点单，看看菜单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。当时我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偏执：不用廉价的工业化调料，坚持用更有品质的原料，这意味着成本更高。
我觉得慢工出细活，既然要做，就要做最地道的。
快餐店通常男性顾客多一点，但我们店里经常是妈妈带着孩子来吃面。我想可能是因为食材比较好，味道正宗。一些对品质挑剔的白领成了回头客，当初那些瞧不上我的物业经理也来店里点赞，我心里有点小得意。
还有一个顾客，半年来吃了五六十次，对一家寿命不算长的小店来说，已经算是老朋友了。
开业一个月左右，我们收到一条很长的差评，写得挺尖锐的。员工一开始怀疑是竞争对手恶意操作，想投诉删除，我没有删，而是认真回复了一下。
后来才知道，那是一条真实评价，问题出在店里某个提示不够明显。那位顾客后来把差评撤掉了，还来吃了很多次，又给了几条五星评价。
这些林林总总的细节，让我觉得“小而美”是可持续的。
没想到，现实很快给了我一记耳光。
关店
原因很简单，账算不过来了。
面馆的成本结构不复杂：原材料大概占30%，水电一个月6000左右，房租每月2.6万元。如果要达到盈亏平衡，一天大概需要卖出80碗面。
而我们的真实销量，在50到100碗之间波动。
为了保证口味地道，我们的客单价被提高到了40～50元（面+小菜+饮料）。我也是后来才意识到，在2025年的消费环境下，这个价格显得有些“孤傲”了。我追求多两三分的完美，却忽略了大家普遍都在缩减开支。
更让我感到无力的是，商场的人流变少了。
一开始我只是隐约觉得自家生意不太好，但慢慢地，商场的撤店潮像感冒一样蔓延。昨天还是熟悉的邻居，今天就拉起了闭店围挡。整个商场里，除了极个别网红店，大部分同行都像是在干涸池塘里挣扎的小鱼。
以前，这里是撤店多但新店也多，现在慢慢变成“撤店多，但很少有新的商家进来”，连一些大型连锁品牌也开始撤走。
走在商场里，能很直观地感受到这种变化。
灯还是亮的，音乐也在放，但有些店铺的卷帘门一直拉着。有时我会站在门口发呆，想着对面已经退租的铺子什么时候会换新的招牌，但结果往往是一空好几个月。
消费习惯也在变，大家花钱更谨慎了。愿意为高品质买单的人还有，但没有以前那么稳定。有时明明周末人流不少，可到了饭点，很多人还是选择回家吃饭。
面条不适合外卖，我们也不是强供应链的餐企，还是堂食为主，这种售卖结构也是不太占优的。
也不是没努力过，我们改过菜单、推过新品、做过促销，也试过短视频营销。但当整个商场流量下滑，一个小店能做的事情其实很有限。
真正让我意识到可能撑不下去的，是房租成本占比持续上涨。和物业的减租谈判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，他们似乎有一种“扒一层皮再等下一家”的冷漠。
租金压力成了套在脖子上的绳索，很快就超过了15%的生死线。我知道，不能再硬扛下去了。
2026年春节前，我决定关店。
摊牌时，店员们并不意外，因为经营数据几乎都是透明的。最后两周，我们在门口贴了撤店通知，店里的备料已经减少，菜单也慢慢缩短，还有老顾客专门赶来吃最后一碗面。
看着员工们理解的眼神，我心里酸酸的。我告诉自己，这已经是最体面的告别了：安顿好每一个人，不欠一分工资，把物业手续处理完。
撤店那天，商场的背景音乐依旧不知疲倦地播放着轻快的爵士乐，这种刻意营造的松弛感在空空的铺位间回荡，于我而言显得有些荒诞。我看着店里地板上留下的钩子、胶带和拆下的招牌，像是一座座微小的废墟。
打包好最后一箱杂物，关上灯，我在心里默念：这场仗，我打过了。
复盘
失败没让我趴下。作为一个40多岁的女性，年龄焦虑肯定有，但我现在更看清了自己的能与不能。熟读兵书上战场，也可能是马谡带兵。
复盘这段经历，我觉得自己最大的错误其实不是产品，也不是团队，而是太想把这个实验做得完美无缺。
我的教训是：不要过分追求完美单品、完美模型，尤其是在大环境发生变化时，因为消费者未必会为完美买单。应该允许不完美、不规范，甚至不那么体面的低成本生存方式。
如果再来一次，我会做得更小一点，甚至更粗糙一点。事实上，一个不那么完美的模型，也能验证市场。
北京每天都有很多店开张，也有很多店关门。对城市来说，这家面馆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碎片。但对我来说，那半年是一段很完整的经历。
如果哪天再经过那间铺位，我大概会想起某个普通的下午，厨房里水汽很重，面条在锅里翻滚，顾客坐在桌边低头吃面。
那碗面里，有我认真生活、努力做事的印记。
这碗面没有大卖，但我把自己的人生，煮得更透了。
封面来源：《美味情缘》剧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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